中法文化的双向奔赴与互动

发布时间:2024-03-05 15:04:47 来源: sp20240305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:倪伟

  发于2024.1.29总第1127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
  在《世界文学》杂志当编辑的余中先去法国巴黎留学时,朋友托他买一本世界名著——罗曼·罗兰的《巨人三传》。余中先找了很久,没有找到,书店店员也很纳闷,这本书没什么名气啊,已经没什么出版社再版了。

  余中先意识到,中国人对法国文学的认知,与法国人并不相通。那是1988年,除了19世纪以前的歌德、雨果、巴尔扎克等文豪,中国人最推崇的20世纪法国作家就是罗曼·罗兰,最推崇的法国现代名著是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。

  罗曼·罗兰在中国的流行,一方面得益于翻译家傅雷以超凡文笔的译介,另一方面,也因为罗曼·罗兰亲近左翼的立场。他作品中的抗争精神和英雄主义,应和着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。“我们接受法国文化,就像鲁迅说的‘拿来主义’。中国人需要的就是像罗曼·罗兰这种英雄主义、抵抗、不屈的作品。”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、著名翻译家余中先说。

  不过,变化在潜移默化地发生。就在80年代,在中国法语文学翻译家的努力下,更多千姿百态的法国现当代作品已经悄然进入中国。存在主义哲学、“新小说”、荒诞派戏剧等文艺新风一阵阵刮进校园,获得了大量读者。1986年,余中先就翻译了萨冈的流行小说《你好,忧愁》,杜拉斯的《情人》令青年男女如痴如醉,而在电影学院,法国新浪潮电影刷新着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对电影的理解。新的法国文艺又找到了新的中国受众。

  “旧”的法国和“新”的法国,同时在中国流传,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殊状况。

  2024年1月27日,中法建交迎来六十周年纪念日。用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、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的话说,过去六十年来,在中法这两个东西方文化大国之间,最重要的交往,就是文化交往。“特别是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维护,这两个国家都在世界上起着重要的作用,而且是比较典范的双向互动。”许钧说。

  文学的窗口

  在法国人的书店里,上世纪80年代之前,译介最多的中国书籍都与传统文化有关,如《道德经》《论语》,以及《狄公案》等探案小说。鲁迅、郭沫若、老舍等作家的译本很早就进入了法国,但零零散散,影响也有限。直到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兴起后,当代中国作家的法文译本在书店里多了起来,如莫言、余华、苏童、毕飞宇等人的作品。文学成为法国人了解当代中国的一扇窗口。

  反过来,也是如此。

  70年代末,外国文学大量引入中国。1979年,《世界文学》杂志在停刊13年后复刊,第一期就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《变形记》。当时卡夫卡已经在西方被捧为文学先知,而中国读者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。80年代,法语译者将法国文学一股脑翻译进来,既要补古典文学的课,又要翻译新流派、新作品。“我们用短短十几年,将法国几十年的重要作品都翻译过来了。”余中先说。

  介绍新作家、新流派,是余中先为自己选择的翻译方向。那些如雷贯耳的世界名著,已经有不少翻译版本,他无意为其增添一个新的版本,即便这样做也许会让他早点成名。他希望尽快为国内读者引进更多新作家,做拓荒的工作。

  他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萨冈的《你好,忧愁》,这是萨冈18岁时写的流行小说,在法国引发了持续的轰动。他发力最多的方向,是当时的“新小说”派和荒诞派戏剧,他翻译的《等待戈多》至今仍是流传最广的译本。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颁发后,往往过了一两年他就翻译出来,让中国读者紧紧跟随法国文学发展趋势。

  相比之下,法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翻译要慢一些,但他们了解中国的兴趣却同样旺盛。

 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、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很早就去法国留学了。他原本1975年就有机会留法,因为身体原因,推迟到1976年,那年他才22岁。法国人对这群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充满好奇,拉着他们办了很多小型沙龙。有时在工厂,有时在农场,在政要的客厅,也在老百姓的家里,几个中国留学生被一圈法国人围在中间,留学生先作简短发言,然后迎接法国人连珠炮的问题。

  “没有什么尖锐的问题,他们非常关心中国人,关于我们在中国的生活,中国人之间的传统、礼仪等等。”许钧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。在法国的两年,这样的沙龙他参加了至少四十多次。有一次,几个留学生受邀去中法建交后法国首任驻华大使马纳克家中小住,每天与大使交流。在中国还没开放国门的时期,留学生成为了法国人了解真实中国的入口。

  法国人让许钧留下了极好的印象。回国后,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。1980年,他翻译的第二本书是年轻作家勒克莱齐奥的《沙漠的女儿》。因为那本书,他与勒克莱齐奥结识,友谊持续至今。许钧逐渐发现,这个法国人对中国并非只有浮泛的兴趣,而是真正的关心和入迷。

  当时的翻译是广撒网与重点突破的结合,广撒网的典型,是柳鸣九的行动。柳鸣九是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,担任过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,他主编了《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》,十卷七十册,系统引进20世纪法语文学,其中大量作者对于中国人都是新面孔。比较年轻的两个人,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,二十多年后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

  到80年代末,中国读者对法国现当代文学全貌已经可以有基本的认知。如今回想,那一代译者作出的贡献难以想象。

  就在那时,法语翻译界又集体向一座高峰发起冲击。

  请进普鲁斯特

  1986年,许钧在南京大学接到一个电话,译林出版社编辑韩沪麟邀请他翻译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挂掉电话,他受宠若惊。当时,韩沪麟在全国邀请到15位法语翻译名家,组成黄金班底,最年长的是罗大冈,已经年过七旬,最年轻的是许钧,刚刚三十出头,以及许渊冲、李恒基、桂裕芳、徐继曾、罗新璋、徐和瑾、周克希、施康强等知名译者。

  这次翻译行动还有点发奋图强的意味。原著出版半个多世纪后,各发达国家都已有各自语言的译本,中国读者却无缘读到,很多译者和学者引以为憾。韩沪麟后来回忆,他进入出版行业的动机之一,就是组织翻译这本名著。抱着填补空白的夙愿,这支黄金班底有“翻译敢死队”之称。

  作为意识流小说的高峰,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内容庞杂、头绪纷繁,连篇累牍的长句动辄有半页之长,翻译难度极大。北京大学教授徐继曾负责理清小说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,统一翻译人名、地名,这项工作就花去了一年半。翻译过程中多次召开研讨会,统一各种不同意见,最后的焦点,是书名。

  最后一次研讨会之前,翻译家赵瑞蕻找到许钧,嘱咐他一定要把自己的意见带到北京:坚决反对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北大的研讨会上,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有许渊冲力挺,“追忆派”还提出“逝水年华”“流水年华”等多种译法,一些年轻译者赞同直译为《寻找失去的时间》,罗大冈则提出古雅的《思华年》或《忆华年》。两小时讨论后,基本归拢为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和《寻找失去的时间》两派。争执不下,只能投票,结果9:9打平。

  资深法语研究专家柳鸣九站出来调和,建议面向大众读者出版时,使用《追忆似水年华》,研究者如果愿意,可以使用《寻找失去的时间》,把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放在括号或注释里。最终,出版社使用的是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反对者始终意难平,卞之琳专门撰文反对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译名。多年以后,周克希独自重译,定名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。

  许钧更赞成《寻找失去的时间》,在他看来,两种不同意见,代表了不同的翻译理念。“对待外国名著,你是对原著负责,还是对中国的读者负责?如果对原著负责,尊重原著,普鲁斯特其实是把时间作为第一主人公,《寻找失去的时间》更贴近原意,带有一种哲学的意味。而翻译成《追忆似水年华》,是认为一部小说作品应该有一个文学的名称,根据中国的习惯,尤其是翻译国外电影的习惯,译成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更好,更有文学性。”许钧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关于书名的讨论至今仍未终结。

  1989年,全书七部中的第一部率先推出,发行部门对市场不放心,起初定的印数只有1500册,出版社咬牙抬高到2000册。谁承想,一面市就售罄了。北京书展上,一个东北个体书商一次性订购了500本;一个大学生每天来到出版社展位,一再提醒加印时率先寄给他,以先睹为快。在中国,普鲁斯特名气大涨。

  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第一部出版之后,出版社却遭遇资金困难,出版计划暂时搁置。适逢时任法国驻华大使贡巴尔到南京访问,许钧向大使讲述了中国译者翻译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情况和面临的难题,大使积极寻找解决途径,提供法方资金,资助全书出版。最终历时五年,七卷本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出版完成,共250万字。

  多人合译让全译本在短时间内得以完成,但留下了不少遗憾,关键问题是语言风格的不一致。其后,不乏翻译家发下宏愿,以个人力量独自翻译这套巨著,包括“敢死队”中的徐和瑾与周克希。徐和瑾75岁时去世,译了四卷,还剩三卷。周克希耗时十年译成三卷,宣布放弃,他引用法国作家法郎士的名言叹息:“人生太短,普鲁斯特太长。”

  翻译《追忆似水年华》,是中国翻译法国文学的标志性事件。80年代是法国文学翻译的“补课”时期,而《追忆似水年华》这部现代主义文学高峰之作翻译完成后,从此,拼图几近完整。“翻译有时就是思想的先锋,”许钧说,“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译本的出版,一直是围绕中国文学界、文化界思想解放的脉络,因为它反映的资产阶级生活与我们当时的主流完全不一致。”

  当时,许钧用法语写了一篇文章,介绍中文版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翻译情况,文章被法国《世界报》刊登。“不仅仅是告诉法国人有这么一个消息,实际上也展示了中国学界的思想开放,以及对法国文化掌握的高度。”许钧说,《世界报》会刊登这篇文章,说明法国人确实十分关心自己的文化传播。

  哲思与诗意同在

  在80年代,在中国名气最大的法国人,萨特一定占有一席之地。

  改革开放之后,为了打开风气,引入来自西方世界的思想资源,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、法语文学研究者柳鸣九决定主编一套《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》,以作家为中心,提供西方文学的客观资料。1981年10月,创刊号出版,主角就是萨特,这本创刊号被命名为《萨特研究》。

  这本《萨特研究》缘起于一年前萨特的离世。当时,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家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柳鸣九也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《给萨特以历史地位》。这是中国第一篇对萨特进行全面评价的文章。在此之前,受特定环境影响,国内对萨特的评价长期并不公正。虽然萨特与波伏瓦在1955年就访问过中国,登上过天安门城楼,但其作品的大规模引进,正是从《萨特研究》开始。

  《萨特研究》出版的当年,柳鸣九去往法国,拜访了萨特的终身伴侣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,向她介绍了丛刊的设想。波伏瓦对他从萨特入手感到很高兴,也十分认同。她对柳鸣九说,“萨特作为思想家,最重大的价值是主张自由。不仅个人要获得自由,还要使别人获得自由,这是他作为社会的斗士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”。

  波伏瓦的一番总结,也解释了萨特即将在中国引发的热潮。《萨特研究》销售大热,成为震动一时的文化现象。随后,萨特的《恶心》《存在与虚无》等代表作翻译引进,萨特在中国人,尤其是年轻人中蔚然成风,言必称“自由选择”“他人即地狱”。“萨特热”和“存在主义热”由此被点燃。

  《世界文学》原主编高兴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,他80年代上大学时读到萨特,“我们原来接受的是一种单一的教育,突然发现原来还能以这样的方式理解世界、看待人际关系,这种新鲜感特别吸引人。我们原来是可以通过这种主义或那种主义,完全采取不同的视角打量世界和看待人类”。《存在与虚无》翻译出版后,“各种哲学小组、文学小组都要一段一段研讨、精读”。

  萨特将上帝、神、命定从他的哲学中彻底驱逐出去,他提出人的本质、人的意义、人的价值要由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和决定,重要的是人自己的行动。“人是自由的,懦夫使自己懦弱,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。”萨特说。萨特对个人自由和能动性的伸张,呼应了80年代中国解放思想的精神面貌。

  萨特的流行,与他的文学创作息息相关。柳鸣九曾说,“萨特比一般哲学家更具强大力量的,是他有杰出的文学才能。他不仅拥有思想的力量,而且也掌握着感性形象的力量。他的哲学所有的要义、要点,都通过他的小说作品与戏剧作品得到富于感染力的表述与演绎,他几乎所有的代表作都蕴藉着深刻的哲理而具有超凡的思想品质”。

  这也是法国文化的普遍特点之一。许钧说,法国是一个喜欢用文学来承载思想的国度,哲思与诗意同在,很多哲学家、思想家同时也是文学家。譬如萨特、加缪、波伏瓦,都是横跨哲学和文学的好手,善于用文学包裹自己的哲学。这种特质,使得法国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后比较容易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,他们经由文学的花园钻入思想的丛林。

  浪潮西来

  多年以后,张艺谋回忆起大学里当时看的《四百击》,盛赞其为“真正的电影”。陈凯歌对《广岛之恋》和《去年在马里昂巴德》难以忘怀,高度评价其中的哲学思辨色彩。这些电影都来自法国。而他们能看到这些电影,也非易事。

  1950年代末,存在主义激荡电影世界。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《电影手册》杂志编辑特吕弗、戈达尔、夏布罗尔等年轻人,开始用一种新的风格拍摄电影。当时电影落入大制片厂的窠臼,遭到年轻观众的抵触。这群没什么科班经验,没有电影圈资源也没有钱的年轻人,借来摄像机,以极低的成本拍出了几部简陋的电影。因为没钱租摄影棚搭景,这些电影都在街头、公寓实景拍摄,起用新人或素人演员,使用摇摇晃晃的手持设备。故事内容则大多有关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,往往有强烈的现实指涉。

  他们也没想到,这些小作坊产品竟然收获了市场和评论界的热烈反响。1959年,特吕弗凭借《四百击》荣膺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之前,只拍过一部短片。短短几年之内,法国涌现出百余位年轻导演,以这种贫穷而自由的方式拍出第一部作品,加入这股风潮。

  这阵风潮,后来被称为“法国电影新浪潮”。新浪潮成为20世纪世界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一场运动,虽然只持续了短短几年,却留下了好莱坞大制片厂模式之外的另一个电影范式,影响深远。

  新浪潮折射了法国社会文化的转变。二战后成长的一代年轻人,以电影为纸笔,书写自己与父辈的不同。用戈达尔的话说,“新浪潮的真诚之处,在于它很好地表现了所熟悉的生活、事情,而不是蹩脚地表现它不了解的事情”。二十年后的中国,在解放思想的80年代,中国也迎来一个极为相似的时间段。

  中法建交时,正是新浪潮运动的尾声。据一些老电影人和电影教育者回忆,在刚建交的60年代,北京就有过几部新浪潮电影放映。多年后,有人回想起《四百击》,更普遍被提到的一部,是阿伦·雷乃的《广岛之恋》。这部电影中出现了不少裸露镜头,因而极具话题性,也在观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。

  那时引进的法国电影拷贝,由中国电影资料馆正式收购,供特殊级别和行业的人员内部参考用,故称为“内参片”。据中国电影资料馆老一辈外文翻译戴光晰、陈景亮等人回忆,当时资料馆为国家领导人放映了大量外国影片,成为国家领导人了解国际文化动向的重要渠道。

 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,中国电影资料馆每周还会举办两次面向电影工作者的内部放映。在戴光晰的回忆中,苏联影片《雁南飞》《伊万的童年》,英国电影《金屋泪》,法国电影《广岛之恋》等都放映过。军队大院也有放内参片的机会,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曾经还原过这段往事,夏雨饰演的马小军和一群大院子弟,偷偷混进放映厅看内参片,被大人发现后轰了出去。

  新浪潮电影给中国电影人带来了震撼。导演凌子风看到《广岛之恋》等影片后,兴奋至极,打算仿照法国新浪潮电影,“弄一个中国的新浪潮”,但计划中的电影最终流产了。那是早在1963年发生的事了。

  改革开放后,除了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途径,一些最早出国的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也往回背外国电影录像带,放给教师和学生看。周传基、司徒兆敦、谢飞等教师都是热心者。1978年,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,159名学子被称为“78班”,其中的佼佼者后来成为中国电影“第五代”的中坚。上学的四年,他们除了每周两次在学校食堂改装的放映厅看电影,还能混入大量“内参片”的放映厅。张艺谋、陈凯歌们就是这样看到了《四百击》和《去年在马里昂巴德》。

  从外部条件来看,这一代中国导演与新浪潮法国导演有相似之处。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说,新浪潮的兴起,与二战之后十年社会财富的积累有关,社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,年轻人才有可能去拍电影。中国也是一样,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快速发展,让年轻一代导演得以复制新浪潮的模式。

  风气持续了下去。90年代,在国外留学过的一些老师回国,他们与各国大使馆保持着联系,通过这个渠道,带来了很多电影资源。法国大使馆借了不少法国电影拷贝给电影学院。法国电影又影响了一批年轻影人,其中一个,叫贾樟柯。

  贾樟柯后来说,当时他最喜欢的导演之一,是法国的罗伯特·布列松。布列松的《死囚越狱》,让他发现了电影中的时间概念。那是一个顿悟时刻,还没拿起摄像机的贾樟柯,已经从法国电影中领悟到电影的艺术特质。美国电影强调叙事的效率,而法国电影告诉他,情感比效率更重要。

 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记忆中,至少有四部法国电影曾被反复放映和讨论,包括《广岛之恋》《四百击》,以及戈达尔的《芳名卡门》和一部二战题材的动作片《老枪》。这些电影对于中国导演具体有哪些影响,很难清晰地估量,《四百击》中的“坏小子”与游荡在第六代导演作品中的坏小子们,是否有直接的传承?“坏小子这个东西,第六代是很上瘾的。比如说王小帅一直到《十七岁的单车》还在讨论这个问题。如果没有《四百击》,他们会不会也这样拍,说不清楚。起码可以说,他们可能受了《四百击》的启发。”张献民说。

  开风气之先

  三十年前,余中先在法国留学的时候,看过中国电影《老井》和《活着》,当时法国人对中国电影的关注还并不多。但2002年他重回巴黎访问,发现铺天盖地都贴着一部中国电影的海报:《英雄》。短短十几年间,中国的当代文化也逐渐影响到法国。1993年,陈凯歌的《霸王别姬》在法国戛纳夺得金棕榈大奖,至今仍是中国电影难以复制的高光时刻。

  中法两国文化交往,有很多开风气之先的创举。

  二十年前,两国在对方首都互设文化中心,成为文化交流传播的基地,北京的法国文化中心,以展映法国最新电影的影展深受欢迎。2003年至2005年,两国先后在对方国家举办文化年。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,中国文化年在法国各地展开,举办了300多项文化项目;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,法国文化年来到中国。在人民大会堂,来参加法国文化年的法国文化界人士代表团出席了规格甚高的宴会,作为法国知识分子最高荣誉的法兰西学院院士,四十位终身制院士中来了三位,还有另外两位出席文化年的嘉宾,后来也被选为院士。

  一些私人友谊或许是更重要的纽带。譬如,勒克莱齐奥一直与中国作家保持着密切的来往。他有一个特别的兴趣,喜欢去中国作家的老家,他去过莫言在山东高密的老家,在莫言破败的故居里感动落泪,也去过毕飞宇在苏北的故乡。

  有一年,他还提出想去许钧的浙西老家,在那里,他见到了许钧的父母。“他跟我是多年的好朋友,对我的性格、观念都有些好奇,他可能觉得去了我的老家,才能更了解我。”许钧说,“他去了这么多中国作家的老家,说明他对中国的兴趣是发自内心的,深沉的。”

  勒克莱齐奥在南京访学时,就像一个普通的南京市民,在校园里骑自行车,独自坐地铁,去小卖部买水果。南京市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世界文学之都”称号那一年,勒克莱齐奥给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写的推荐信,起到了助推作用。

  “不对等。”谈及中法文化交流的不足,余中先说。中国对法国文学的翻译规模和速度,远远超过法国对中国的翻译。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文化工作者的主动,与法方的支持也有关。中国是法国在海外最大的出版市场,因而法国相当重视中国对法国书籍的翻译,中国的法语译者能得到法国国家层面的关注。法国官方对于文化交流十分热衷,存在感也很强。中国的法语译者和研究者,获得法国骑士勋章嘉奖的不在少数。一些法语译者可以得到法国的资金资助,并且用中国人的眼光,自由选择希望翻译的法国作品,引入中国。

  世纪之交,余中先曾经发表过一个评论:法国文学翻译青黄不接。当时老一代法语译者已经老去,年轻一代却没有出头者,由于行业不景气,投身翻译、出版的年轻人越来越少。但20年过去,情况已经大变。由法国驻华大使馆设立的傅雷翻译出版奖,已经评选了15届,余中先是评委,他看到不断有优秀的法语翻译者冒出来,不仅是文学翻译,社科学术著作的翻译质量也越来越高。在各个语种之间,法语翻译如今保持着领先位置。

  “当年那个评论,现在已经作废了。”余中先欣慰地说。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4年第4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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